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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进攻那波利的话,它就不应该把那波利瓜分。如果说,法国所以同威尼斯人分割伦巴第,是因为法国借此在意大利赢得插足之地,因而做得对,那么,另一次的瓜分就应该受到非难,因为后一次瓜分并没有那种必要性为其辩解。[2]萨沃那罗拉在1494年11月1日早就预言法国查理八世将要入侵。后来他指出其原因在于意大利、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渎神、残暴和作恶多端。但马基雅维里则把此种不幸归罪于放弃军事训练,使佛罗伦萨无能力自卫。因此,如果你的显封的王室决意效法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拯救国家的优秀人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自己的军队,作为任何一件事业的真正基础,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的士兵了。而且,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受他们的君主的指挥并且由他授勋和款待的时候,他们团结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好。因此,为了能够运用意大利的实力防御外侮,必须筹建这样一支军队。九州体育手机版[1]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Sforza,1401—1466),其父为有名的雇佣军队长。弗朗切斯科十六岁即从军,1424年父死即继承其父的军队指挥权,为米兰作战。其后娶米兰公爵菲利普·马利亚·维斯孔蒂(FilippoMariaVisconti)的私生女比昂卡(Bionca)。1447年维斯孔蒂死后米兰宣布为共和国,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担任雇佣军队长;1450年倒戈,迫使共和国最高会议拥立为维斯高蒂的继任者——米兰公爵。马基雅维里在本书第七章及所著《佛罗伦萨史》第七卷和《兵法》中一再引述弗朗切斯科为例,说明雇佣军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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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韦罗因为知道尤利亚诺皇帝怠惰昏庸,便说服他所统帅的驻在斯基亚沃尼亚[17]的军队,要它相信进军罗马替那个被罗马禁卫军杀害的佩尔蒂纳切复仇是正当的。在这个幌子之下,他没有泄露出自己对帝位觊觎之心,就向罗马进军。在人们还不知道他已经出发的时候,他已经到达意大利。塞韦罗一到罗马,元老院就害怕了,便把他选为皇帝,并且把尤利亚诺杀掉了。[6]本蒂沃利奥(Bentivoglio)于1506年被尤利奥二世所驱逐,于1511年重新恢复了统治权。[4]原文是“quodnihilsittaminfirmumautinstabilequamfamapoten—tiaenonsuavixa”,引自塔西佗《历史纪年》ⅩⅢ,19。九州体育手机版在这里必须注意:象这一类的死亡,是他人下定决心蓄意造成的,任何人只要不怕死都能够加害于君主,因此君主不能避免这种死亡。但是君主可以用不着太害怕这种死亡,因为这样死去毕竟是极罕见的。他只需要留意不要严重地损害服侍他的人或者在他左右为国家辛劳的那些人,不要如同安托尼诺之所为——安托尼诺把一个“百人队”队长的兄弟凌辱备致地杀死了,以后每日还对这个“百人队”队长加以威胁,但是安托尼诺仍然继续让他担任自己的禁卫队长。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是一种冒失的作法,而且招致自身殒灭。

现在谈谈前面列举的另一种品质。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切萨雷。博尔贾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尽管如此,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1]被毁灭了。所以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维琪尔借迪多(Dido)的口说道:[23]教皇亚历山大,原名罗德里戈·博尔贾(RodrigoBorgia,1431—1503),通过贿赂当选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sandroⅥ,在位:1492—1503),使教皇政权日益世俗化;他还通过其私生子切萨雷·博尔贾(即著名的瓦伦蒂诺公爵)以教廷保护人的资格,把意大利的罗马尼阿(Romagna)置于教廷的直接统治之下。但事实上,瓦伦蒂诺公爵企图将它变为自己的国家。[2]1500年佛罗伦萨人从法王路易十二那里获得了八千瓜斯科人(Guasconi)和瑞士人以便夺回皮萨,但进攻失败。由于这些军队难带,以至人们宁愿把它解散。“Resdura,etregninovitasmetaliacoguntmoliri,etlatefinescustodetueri。”

[4]尔西尼(Orsine)家族,在十三世纪在罗马兴起,投身于军职,很多人任雇佣军的首领,受雇于切萨雷·博尔贾。因此,对于一位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stato),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然而,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论述君主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我援引最重大的事例,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异。因为人们几乎常在他人走过的道路上走,并且效法他人的事迹,虽然他们并不能够完完全全地沿着别人的道路或者不能够取得他们所效法的人的功效。然而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他要象那些聪明的射手那样行事,当他们察觉想要射击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同时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们瞄准时就比目标抬高一些,这并不是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样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高,就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1]皮斯托亚这个城市十多年分成两派即潘恰蒂奇派和坎切列里派,由于两派纷争频繁,导致流血、焚烧房屋、掠夺财产以及各种敌对行动。其后佛罗伦萨人把两派的一些头头除掉或监禁,皮斯托亚才安定下来。因此马基雅维里认为,这两种政策都是没有用的。参看《李维史论》第3卷第27章。

[2]马其顿的菲利普(FilippoMacedone),是指菲利普五世。他在公元前三世纪初和二世纪末曾两次同罗马人作战多年,终于在公元前197年被战败。这样一来,他在保有这个王国的一年中,不但在费尔莫这个城市之内安全不过,而且使所有的邻国都害怕他。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过的,当切萨雷·博尔贾在西尼加利亚征服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人们的时候,如果奥利韦罗托没有上博尔贾的当,他的灭亡就会象阿加托克雷的灭亡一样困难了。因此,在奥利韦罗托杀亲以后一年,他本人以及他在善恶方面拜作老师的维泰洛佐一道被绞死了。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阿加托克雷和某些象他一类的人们,为人无限奸诈、残暴,后来却能够长时期地在他们本国安全地生活下去,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的侵害,而且他本国的公民也从没有阴谋反对他们;而与此相反,其他许多人,依靠残暴的方法,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保有他们的国家。至于在胜败未卜的战争时期内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而使用残暴手段,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采取上述第一种办法的人们,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样,由于神与人的帮助,对于他们的地位会获得某种补益,而采取另一种办法的人们却不可能自保。九州体育手机版斯巴达国王纳比德[1],抵御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围攻,保卫了他的国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们侵害;当危难降临他头上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不过是使少数人无能为害;但是假使人民已经同他敌对的话,这就不够了。对于我的这条见解,谁都不要拿一句陈腐的谚语:“以人民为基础,譬如筑室于泥沙”来进行反驳。因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深信当自己受敌人或者官吏压迫的时候人民将会解救自己,那末这句谚语是中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罗马的格拉奇[2]和佛罗伦萨的乔治·斯卡利[3]的遭遇一样,他往往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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